□ 肖洪泳

從游記漢學到傳教士漢學以及早期的專業(yè)漢學，西方漢學由于大多局限于對中國歷史與中國社會進行介紹，因此特別注重于中國的人文傳統(tǒng)闡釋，而對法律等方面的社會科學問題著墨不多，即使偶爾談到法律問題，一般也都會跟政治控制、禮教風俗之類的問題聯系在一起。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法律運作本身就受制于政治與倫理，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一時期西方漢學的主要研究者都是傳教士，他們當然還不會單獨對中國的法律問題青睞有加。但是19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傳教士裨治文創(chuàng)辦的《中國叢報》，為了向西方國家提供有關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地理等方面的情報，通過長達20年左右的辦刊，對當時中國的政治制度、刑事法律和訴訟制度等內容進行了比較全面而集中的介紹，反映出了西方人的中國法律觀，這對后來西方漢學日漸關注中國法律問題以及運用社會科學方法對中國法律進行專業(yè)化的研究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歷史影響。進入20世紀以后，隨著美國漢學日益注重社會科學方法的引入以及對中國現實問題的關注，現代西方漢學開始將中國法律作為一個重要研究領域加以深度墾殖，取得了豐沛而優(yōu)秀的學術成果，呈現出一種中國法律研究的嶄新視野與趨勢。

20世紀上半葉，現代西方漢學開始步入專業(yè)漢學興盛時期，尤其是有關中國法律方面的研究，已經逐漸擺脫傳教士漢學所存在的局限，涌現出一些既精于法學又長于漢學的研究專家以及對有關中國法律研究較有影響的漢學著作。首先，從研究陣營來看，這一時期歐陸的漢學家是中國法律問題的主要研究者，法國和德國是這一領域研究的主力軍，特別是法國的愛斯嘉拉與德國的卡爾·賓格爾既是法學家或學習過法律，又是漢學家，代表了當時西方漢學研究中國法律問題的最高水準，此外馬伯樂也于大學期間研習過法律，盡管其主要致力于古代中國的歷史與宗教方面的研究，但在法律史領域也發(fā)表過一些很有分量的作品。其次，從研究領域來看，這一時期西方漢學主要集中于唐代與清代的法律問題研究，著眼于法律文獻的梳理、翻譯和解讀，并逐步形成了一些較有特點的研究主題。最后，這一時期的漢學家大多都在中國從事過較長時間的工作，對中國有切身的經驗感受，而且很多漢學家有關中國法律的著述都是用外文在中國公開出版發(fā)行的，愛斯嘉拉與卡爾·賓格爾就是最為典型的代表。此外，古·布萊斯、戴何都、傅蘭克、賈米森、畢善功、梅耶等漢學家，或者在中國古代法典的譯注上頗見功力，或者開始專注于中國近代法律尤其是憲法、刑法等領域的重大問題，都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面世。

20世紀下半葉，因為特殊的國際背景尤其是兩大陣營的對決以及冷戰(zhàn)時代的到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認識不斷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美國作為西方陣營的典型代表與領導國家，其對中國的關注日顯重要，從而加速了美國人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術步伐。作為美國最富聲望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的費正清，長期出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深刻影響了美國的漢學發(fā)展和中國研究，甚至改變了西方傳統(tǒng)漢學的研究范式與基本格局，導致漢學與中國學之爭。因此這一時期西方漢學的研究中心，開始從歐洲轉向美國，同時在美國的影響下，整個西方漢學都出現了一些新變化，針對中國法律方面的研究越來越獲得漢學家以及其他學者的高度關注，相關學術成果如雨后春筍，節(jié)節(jié)攀升?？偟膩碚f，基于關注中國現實的迫切需要，傳統(tǒng)的專業(yè)漢學已經無法滿足這一學術要求，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式開始被大量引入現代西方漢學之中。相比于傳統(tǒng)的專業(yè)漢學，美國的這種中國法律研究已經不再局限于對歷史中國進行解釋，而是具有了一種反思現實中國的強烈意識。在這一時期，哈佛大學法學院與費正清創(chuàng)建的東亞研究中心以及哈佛—燕京學社合作發(fā)起成立的東亞法律研究中心，陸續(xù)推出了一系列有關中國法律研究的論著，將中國法律研究正式推向專業(yè)化的發(fā)展道路，從而涌現出了孔杰榮、包恒、安守廉這些頂尖級的中國法律研究專家，并以他們?yōu)橹行?，形成了一支燦若星河的漢學家研究隊伍。

歐洲漢學在這一時期的中國法律研究仍然保留了傳統(tǒng)漢學的基本特點，其主要研究領域大多還是指向中國古代社會，因此研究方法上也主要依托傳統(tǒng)漢學的文獻分析，對社會科學方法的引入只是略有側重。德國完整保留了傳統(tǒng)漢學的研究風格以及對中國古代社會法律傳統(tǒng)的關注，而法國由于社會學和歷史學占據優(yōu)勢，因此從政治的角度對中國進行研究的興趣日益萎縮，很少出現有關中國法律研究的專門著述，但是白樂日可能是個例外。因此這一時期歐洲大陸的漢學研究，真正將中國法律問題作為獨立的學科內容加以研究并取得豐碩學術成果的，當首推荷蘭。英國因其與美國的特殊聯系，這一時期的漢學研究則相當繁榮昌盛。除了崔瑞德與李約瑟在傳統(tǒng)漢學的基礎上拓展出新的研究領域，還出現了斯普林克爾、馬若斐這些專門致力于研究中國法律的漢學家。

人類進入21世紀，國際形勢出現了新變化，兩大陣營對立的時代徹底結束，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中國、日本、歐洲聯盟、俄羅斯、印度成為推動世界多極化的重要力量，加上數字技術的廣泛運用，全球化的發(fā)展格局日趨復雜多變?；谶@樣的背景，中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得到全方位推動，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關注也日顯迫切，漢學研究迎來了一個嶄新的時代，社會科學全面滲入西方漢學，特別是對中國政治與法律的運作問題，開始成為西方漢學或海外中國學關注的焦點問題。美國繼續(xù)扛起漢學研究領袖的旗幟，無論是在中國傳統(tǒng)法律領域，還是在現代中國的法律實際運作方面，都有數量眾多的研究專家。除了哈佛大學等老牌的漢學研究重鎮(zhèn)，其他大學或研究機構也紛紛投身于中國研究?？捉軜s于2005年創(chuàng)建亞洲法律研究中心并擔任首屆主任，使亞洲法律研究中心成為美國中國法研究的又一個學術重鎮(zhèn)。在這樣良好的研究氛圍和有利條件下，早已聲名鵲起的漢學家繼續(xù)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并通過他們的言傳身教，帶動了一大批后起之秀脫穎而出，形成了一支璀璨奪目的研究隊伍。

美國漢學這種社會科學方法的運用以及交叉學科的穿梭對歐洲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歐洲還是更多保留了傳統(tǒng)漢學的研究特點，注重文獻分析仍是其中國研究的看家本領，譬如德國以陶安、勞武利、史達為代表的漢學家，繼續(xù)發(fā)揮傳統(tǒng)漢學的研究特長，在簡牘研究尤其是秦漢法制史領域頗有造詣。而法國因為一直是社會學的思想搖籃，相比于德國的漢學研究而言，受社會學影響較深，這一時期中國法律研究的核心人物鞏濤便是代表。英國則在進入21世紀以來，新出的漢學研究者不多。加拿大這一時期在中國法律方面的研究要比英國更為發(fā)達。

西方漢學家不僅成長、生活于西方世界，深諳西方學理，而且他們大多都精通漢語，比較全面而深入閱讀過有關中國文明的經典文獻與研究資料，甚至還在中國進行過一定時間的訪問或考察，因此他們對中國法律問題的研究，既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學者，也有異于我們中國人自己。這種獨特的學術視野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文明語境上的隔膜，從而不只是讓我們可以借助另一個世界的眼光來審視自己，還可以再從這種眼光出發(fā)，憑借我們的文明視角去檢討西方世界。這無論是對中國學界來說，還是對西方漢學甚至整個西方學界而言，都能增進交流，深化認識和理解。因此隨著世界格局的發(fā)展變化，尤其是中國學者對外交流與學術影響的不斷擴大，西方漢學的中國法律研究必將得到深入推進，從而為中國法學研究提供一種來自異域的他者視角，促進中國法律的理論研究及其實踐的繁榮和發(fā)展。

（原文刊載于《政法論壇》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