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鐵川 （河南大學法學院教授）

張岱年先生在《談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一文中指出：簡言之，中國文化有兩個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論價值，一是“以人為本”，一是“以和為貴”。在該文中，他對這兩個基本精神的含義和價值作了闡釋，但對它們的出處及對后世的影響未作論述。

根據(jù)我的初步梳理，“以人為本”出現(xiàn)于戰(zhàn)國時期，一是《管子·霸言》載：“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币馑际牵酝踔畼I(yè)的開始，是以人民為本。本治則國家鞏固，本亂則國家危亡。二是《鹖冠子·博選》曰：“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人者，以賢圣為本者也，賢圣者，以博選為本者也?！币馑际牵跏钦嬲鹳F聰明的人，真正尊貴聰明的人，注重“以人為本”，而人則以賢圣為本，賢圣則以廣泛選拔人才為本。

“以人為本”的觀念對后世影響很大。魏晉時期陳壽所撰《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曰，“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

那么，“以人為本”是針對什么而言的？就目前史料而言，它主要是針對殷人的崇拜鬼神文化而發(fā)的?？鬃釉唬骸跋牡雷鹈?，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后威，先賞而后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保ā抖Y記·表記》）意思是，夏代的治國原則是崇尚君主的政教，侍奉鬼神但敬而遠之，親近人并且忠厚待人，重俸祿而輕威嚴，重獎賞而輕刑罰，親和而不尊嚴。這給人民造成的弊端就是愚蠢無知，驕橫粗野，笨拙缺乏文飾。殷人尊崇鬼神，領導人民侍奉鬼神，重鬼神而輕視禮儀，重刑罰而輕視獎賞，尊嚴而不親和。這給人民造成的弊端就是放蕩不安分，好勝而沒有廉恥之心。周人崇尚禮而好布施恩惠，尊奉鬼神但敬而遠之，親近人并且忠厚待人，用爵位等來對人進行賞罰，親和而不尊嚴。這給人民造成的弊端就是貪利取巧，重文飾不知羞愧，相互殘害而不知道事理。

由此可見，殷商的文化是統(tǒng)治者“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根據(jù)陳來教授《殷商的祭祀宗教與西周的天命信仰》一文的研究，殷人的宗教信仰可認為有以下幾點：第一，殷人的信仰已不是單純的萬物有靈論，而是多神論或多神教的形態(tài)。在多神教信仰中，所有神靈組成了一個具有上下統(tǒng)屬秩序的神靈世界或神靈王國。第二，這個神靈王國的最高神，本身是由涵蓋作用較大的物神轉化而來的，是與自然生活聯(lián)系最密切的職能神發(fā)展而來的。殷人的至上神來源于主管天時的農業(yè)神，同時也管理其他事物。至上神的職能大體可分為三類，即天時(雨、風等)、神事(祭祀)、人事(征戰(zhàn)、疾病、王事)。第三，祖先神靈在多神信仰的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雖然帝是否為祖靈尚難斷定，但帝已經人格化，祖靈也已天神化，在某種程度上有侵占至上神地位的表現(xiàn)。第四，帝與祖先神靈對人世的影響都有正負兩個方面，帝等神令雨、受又、受年，可以說就是善的方面；令風、降禍、降堇，可以說就是惡的方面。從卜辭中可見，對于殷人而言，上帝并不是關照下民、播愛人間的仁慈之神，而是喜怒無常、高高在上的神。人只能戰(zhàn)戰(zhàn)兢兢每日占卜，每日祭祀，諂媚討好祈求神靈的福佑。

到了殷朝后期，君主產生了君權神授的觀念，如紂王篤信天命，聲稱“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西伯戡黎》)，他認為上天賜給殷商的大命永久不會改變，于是便驕奢淫逸，無所不為。周人以小邦戰(zhàn)勝了大邦殷商，使得他們認識到天命并非永遠眷顧一個王朝，即所謂“天命靡?！?。之所以天命多變，是“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尚書·泰誓》）。意思是，天地是萬物的父母，人是萬物之靈，聰明者做君主，而君主要承擔做百姓父母的責任。由于“人”為萬物之靈，所以是天地中最為珍貴的，這個“人”與“民”相通，“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孟子·萬章》所引《尚書·泰誓》)。

周人總結殷商滅亡的教訓，意識到了“天命靡?！?，找到了“惟人萬物之靈”“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的答案，完成了從敬奉天命到順從民意的時代性變化，使華夏民族沒有從多神教演變到一神教的地步。春秋時期，子產明確地說出“天道遠，人道邇”（《左傳·昭公十八年》），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

到了戰(zhàn)國，《管子》和《鹖冠子》就明確地提出了“以人為本”。這一命題的意義主要有三：

第一，使中國遠離了一神教的道路?！俺黾胰瞬话莅滓隆钡挠《确鸾探渎稍谥袊鴼v經千年才徹底改變。中國僧人遵從現(xiàn)實需要，接受了儒家文化中以孝為大、以忠為上的“忠孝至上”的政治倫理原則。從沙門不拜王者到僧人向皇帝跪拜稱臣，是“一代大事”，無論對于佛教的中國化進程還是中國文化史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二，使中國產生了濃厚的“以民為本”的理念。唐朝李世民的《晉宣帝總論》說：“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黎元”即民眾。意思是說，天地廣大無所不包，只有百姓才是國家的根本；國家尊貴無比，君主首占其先。這體現(xiàn)了唐太宗“以民為本”的治國思想。對此，他有著深刻體悟，諸如《貞觀政要》記載，“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才有了光耀千古的“貞觀之治”。

第三，使中國產生了獨特的“神道設教”的治國方式。在古代，要想完全不信鬼神，是很難做到的。但中國古代統(tǒng)治者把鬼神人間道德化，作為普及道德規(guī)范的一種方法，而沒讓其發(fā)展為一種與世俗生活水火不容、兵戎相見的勢力，實乃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