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曉輝

最近幾年，在一批中青年學者的推動下，我國法律人類學學科呈現(xiàn)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有更多的學者和學生參與到法律人類學的推廣、學習和研究中來，讓法律人類學成為社科法學和人類學領域的顯學之一。

法律人類學是一門很特別的學問；從法學的視角來說，它是運用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法律現(xiàn)象的學問；從人類學的視角來說，它是把法律作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從社會整體上研究社會的法律事實，從社會的多樣性中反思自身社會所存在的法律問題的學問。就我的經(jīng)驗而言，這兩種視角都是法律人類學需要的視角，作為有法學背景的人，可以先掌握法律人類學的法學視角，再嘗試運用法律人類學的人類學視角。當你能把法律當作社會生活中的社會事實來觀察、思考和研究時，就把握了法律人類學的真諦。作為有其他學科背景的人，直接以法律人類學的人類學視角進入可能會更容易一些。

如何把法學和人類學勾連起來，是法學家和人類學家關心的問題，也是法律人類學如何在法學和人類學領域立足的問題。把法學與人類學勾連起來的研究主題，在19世紀下半葉是古代法的文化遺存；在20世紀20年代是初民社會的法律；在20世紀40年代是初民社會的法庭和司法裁判；在20世紀60年代是法律的過程和大規(guī)模社會的法律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是法律多元、法律（社會）事實和爭議；進入21世紀，是權力和人權、法律全球化和在地性，跨國的法律和實踐。正是有了這樣一些具有勾連性的研究主題，才使法律人類學不斷地打破法學和人類學兩個學科的藩籬，對法學和人類學的學術發(fā)展作出了貢獻。

法律人類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關鍵之一是它使用了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人類學研究方法的核心是田野工作法，即通過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獲取實證材料，再用淺描或深描的民族志作品將社會生活中的法律文化以及作者反躬自省的法律問題展現(xiàn)給讀者。在現(xiàn)代社會，這種田野工作法雖然實施起來有很多困難，諸如如何接近或走進研究對象、如何從小地方走向大規(guī)模社會、如何獲取研究材料、如何書寫民族志等，但法律人類學在克服這些困難的過程中，創(chuàng)新性地改進了田野工作法，使田野工作法仍然是這門學科的研究利器和標志。

法律人類學的寫作方式與法學的寫作方式有很大的差別，法學的寫作方式以論證為主，以法律文本為教義；而法律人類學的寫作方式則以敘事為主，以社會的日常生活為教義。所以，法律人類學的民族志需要的是作者講故事的本領，以生動且有詩性（文學性）的文字，比較和展現(xiàn)法律在社會治理中的運行過程，繼而以論證的寫作方式反思解決法律問題的方法和途徑。所以，法律人類學的研究要求研究者要講事實、講真話、講實用，只有這樣才能實現(xiàn)法律人類學的學術抱負。

法律人類學的學術抱負不局限于對小地方或大規(guī)模社會法律事實的描述，而是要通過對社會法律事實的研究，理解單個社會內(nèi)部的法律關系和不同社會之間的法律關系以及法律與其他社會領域的關系，進而理解人類社會法律文化的多樣性，揭示和解釋人類社會生存和發(fā)展中面對的重大法律問題。具有如此宏大抱負的法律人類學的根基不是宏大的敘事，也不是文本中的法律，而是一個個微觀的社會場域，比如一個社區(qū)、一個地域、一個法庭、一個案件、一個家庭以及法庭外的走廊、工廠的車間、農(nóng)村的地頭和城市的街頭巷尾，甚至一個法官、檢察官、警察、律師、當事人的人生經(jīng)歷。這些都可能成為法律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成為法律人類學問題研究中的個案來源。正是在這些社會場域里，法律在生成、在運行、在博弈、在變異、在建構秩序，而法律人類學要研究的法律事實和法律問題也恰恰就發(fā)生在這些場域里。

為了幫助入門者從對日常生活及身邊的人和事的觀察和訪談中走入法律人類學世界，用法律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法理解和解釋人們既熟悉又陌生的法律世界，《什么是法律人類學》的作者從方法論、法律民族志、田野調(diào)查、擴展個案和日常個案等層面，深入淺出地回答了“什么是法律人類學”的問題，給出了從事法律人類學研究的經(jīng)驗路徑和理論路徑。我相信，這樣一個開卷有益的法律人類學讀本，一定會受到讀者的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