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鐵川 （河南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

孔子說過：“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保ā墩撜Z·為政》）這表明殷周之間的禮樂制度和思想觀念有繼承、有拋棄、有發(fā)展。對于這一點，從《尚書·洪范》篇就可以窺見一斑。

《洪范》是《尚書》篇名。舊傳為殷朝大臣箕子向周武王陳述的“天地之大法”，提出了帝王治理國家必須遵守的九種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疇”。它有自己的一套體系，其中第五疇“皇極”（君主統(tǒng)治準(zhǔn)則）是全部統(tǒng)治大法的中心，其他各疇大都是為了建立好這一“皇極”所施的各種統(tǒng)治手段與方法。今人或認(rèn)為系春秋戰(zhàn)國后期或兩漢儒者所作。《漢書·五行志》曰：“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范》是也?！惫室喾Q“洛書”?！逗榉丁分饕从沉松倘说乃枷?，與周人思想相比，兩者相同的是“法先王”，不同的是殷人崇敬“神權(quán)”，周人信奉“民本”。

所謂“法先王”，即效法先王的道德與行為。這是農(nóng)業(yè)社會生產(chǎn)方式墨守成規(guī)的理念?！逗榉丁份d箕子對武王說：“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cè)，王道正直?！币馑际牵瑳]有偏私和陂曲，要遵守先王的政令；不要有什么個人私好，要遵守先王的道路；不要擅自作威作惡，要遵行先王的正道。不要搞歪門邪道，不要結(jié)黨營私。

殷人這種效法先王的思想觀念，被周人所繼承。儒家對此作了闡發(fā)。他們主張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制度，言必稱堯、舜、文、武。孔子整理“六經(jīng)”，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認(rèn)為“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論語·為政》）。他的思維方式總體上是向前看，所以，《禮記·中庸》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尊崇并“憲章”文武，所以他甚至認(rèn)為“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矣”（《孔子家語·五刑解》），把誣蔑文武視為僅次于逆天地的大罪，可見文武在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孔子對周公更是有特殊的感情，他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fù)夢見周公?！保ā墩撜Z·述而》）這表明他在其尚未衰老之前，經(jīng)常夢見周公。俗話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鬃咏?jīng)常夢見周公，說明他心里經(jīng)常想著周公、思慕周公。為什么想著周公、思慕周公？原因不難知道：因為周公曾經(jīng)“制禮作樂”。而禮樂正是周文化的象征。可以說，雖然孔子沒有提出“法先王”這三個字，但他崇敬古圣賢王的思想?yún)s奠定了后世儒家法先王學(xué)說的基礎(chǔ)。

孟子和荀子發(fā)展了孔子“法先王”的思想。孟子說“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規(guī)矩，方圓之至也；圣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賊其民者也”（《孟子·離婁上》）。荀子說：“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jǐn)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荀子·儒效》）意思是，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禮義，謹(jǐn)慎地做好臣屬而使他的君主尊貴。荀子認(rèn)為：古今一也，先王的禮樂制度代代相傳，后王（即當(dāng)今之王）之法，實際上就是古代圣王之跡?！胺ê笸酢奔础胺ㄏ韧酢?。

“法先王”的理念帶來了后世對“祖宗之法”的敬畏，這一點的好處是，多少可以約束暴君的行為；不好的地方是有時阻礙了有為之君的改革。

關(guān)于《洪范》中透露出來的殷人神權(quán)至上主義的思想，主要表現(xiàn)在：箕子認(rèn)為筮是探測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須重視，“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選擇能夠用龜殼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們根據(jù)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問時，要“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慮，然后再和卿士們商量，再和人民大眾商量，最后再問及卜筮。不過卜筮以龜或筮表示，有決定權(quán)。卿士、庶人只是陪襯而已。因此“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君子同意，龜卜同意，筮占同意，但卿士不同意，人民大眾不同意，這也吉利。這即是說，對于君主要做的事，縱使卿士、庶民不贊成，但只要符合君主本人的意愿而又有卜筮同意，也是吉利的。由此可見卜筮在帝王神道設(shè)教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到了周代，統(tǒng)治者拋棄了殷人這種神權(quán)至上主義的觀念和做法，逐漸樹立了民本觀念。周人又從商的覆滅中認(rèn)識到“天命靡?！保吹搅巳嗣竦奈溲b倒戈，才使西周打敗了商王朝，這是“天惟時求民主”“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既而提出“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敬德”才可以“保民”。這開啟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民本思想的先河。春秋時期子產(chǎn)說“天道遠(yuǎn)，人道邇”，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提出了“節(jié)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的思想，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仁政思想，告誡統(tǒng)治者“愛民”“利民”，輕刑薄賦，聽政于民，與民同樂。這標(biāo)志著儒家的民本思想至此形成。殷商時期地位極高的占卜神職人員自周而降，地位愈來愈低。大約從漢武帝的時候開始，由于受到儒家官僚的排斥和打擊，巫覡在官方宗教（國家“祀典”）的領(lǐng)域中便逐漸喪失主導(dǎo)性的地位，在民間的活動也不時受到官吏的壓制以及知識分子的輕賤，在法律上也逐漸淪為所謂的非“良家子”（賤民）。接著，到了東漢中晚期的時候（公元2世紀(jì)），由于道教的崛起以及佛教傳入中國，巫者原本在民間宗教中所占有的優(yōu)勢地位也逐漸喪失。

總之，殷周法律思想相同的一點是“法先王”，不同的地方是前者奉行神權(quán)至上，后者則信奉民意決定神意的民本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