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彥斌

筆者將一部法律正式賦予法典名稱，稱為“法典賦名”。相應地，對于一般法律的命名方式，稱為“法律命名”。之所以將賦名與命名分開，是因為法典一詞在世界尤其是我國語境中，都較一般性法律更為重要，因而具有一種“賦予”“授予”的儀式感語言色彩。在我國，法典說法古已有之，法典概念近代漸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法典賦名與否的問題由隱而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刑法、民法等法律采用漸進式起草方式，社會需求量更大的婚姻、土地改革等事項則先行立法。當婚姻、土地改革等法律采用了“國名加法律”的命名方式時，刑法是否進行法典賦名，便作為一個問題擺在立法界人士的面前。在全國人大法案委員會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所做的說明當中，已經(jīng)講到從1950年部署刑法草案起草到1957年刑法草案形成的基本歷程，并提到“刑法典”一詞。這表明刑法起草的團隊對刑法典的問題是做了思考的。當時的立法專家解釋了為何未用“刑法典”一詞作為法律名稱——基于“中國情況”“民族形式”“民族特點”。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立法數(shù)量積累到一定規(guī)模，立法從規(guī)模化邁向體系化。在逐步邁向體系化的路上，為中國立法、立中國良法的自主意識逐漸清晰和深化。法典賦名的問題開始表現(xiàn)在刑法與民法的立法修法過程中。

1997年前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過程中，有關“刑法典”的表述成為立法界人士的通用話語。1997年3月14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閉幕會上講話指出：“會議審議通過了經(jīng)過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這次對刑法的大量修改補充，使我們有了一部符合國情的刑法典?！睂τ谛谭ǖ涞纳鲜鲇梅?，概括起來有兩重含義：第一，1997年修訂的刑法，是一部刑法典，一部統(tǒng)一的、比較完備的、符合國情的刑法典；第二，這部刑法典的名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可以認為，在當時看來，當一部重要的法律統(tǒng)一、完備時，中國便可像域外一些國家一樣使用刑法典一詞。之所以正式名稱仍為刑法，或許在于法律名稱統(tǒng)一的考慮——他們尚未考慮在名稱上突破舊的模式。至于民法典一詞，1986年4月2日，全國人大會議中已正式出現(xiàn)該詞，使之成為概括民法整體的恰當詞匯——民法典一詞被立法界人士正式使用是早于刑法典的。眾所周知，2020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頒布。

對比改革開放以來“刑法典”和“民法典”兩個名詞的使用，可以看到：第一，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已然被視為刑法典，但名稱并未采用刑法典；第二，民法典完成了正式名稱的跨越，正式實現(xiàn)法典賦名。在法典賦名的突破上，刑法典“跨半步”，民法典“跨一步”。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帶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以“國名加法律”為結(jié)構的法律命名的最大變化。首部之后當有繼續(xù)，法典將成為法律當中固有的類型，成為中國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法典之后，哪些法律應當成為法典，也即哪些法律應當進行法典賦名？可分兩種類型：一是法典編纂定名型，二是重要法律法典賦名型。

若為法典編纂定名型，其做法是：法典編纂后，其成果可稱“某某法典”?？疾旆ǖ渚幾氲闹袊鴼v程和世界歷程，可知法典編纂是一項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其意義在于改分散為整體，改凌亂為整齊。但是，中外法律史表明，法典編纂后，其最終確定的名稱不一定叫法典。

更好的方案應當是基本法律法典賦名型。在我國，確定法典賦名的最佳方案，需要結(jié)合歷史，也需要結(jié)合憲法和立法法有關“基本法律”的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二條規(guī)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十條第1款、第2款規(guī)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jù)憲法規(guī)定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p>

憲法中關于全國人大制定基本法律的規(guī)定，在民法典頒布之后，可獲得更好的展現(xiàn)形式：由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包括民法典在內(nèi)——可以逐步地通過法典編纂的方法，依據(jù)立法程序，被賦名為各個法典，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典”。如果說，統(tǒng)一、完備、系統(tǒng)化是法典的形式特征，那么，“國之大典”便應該是法典的內(nèi)容特征。法典在內(nèi)容位階上，應比一般法律重要?；痉汕槿绱恕?/p>

將基本法律確立為法典，這一過程可稱為“基本法律法典賦名化”，當基本法律逐步被確立為法典時，就構成法典集群化?；痉煞ǖ滟x名包含兩個含義：一是將基本法律陸續(xù)確立為法典，二是只有基本法律才應該被確立為法典。

基本法律法典集群化后，將為層次分明的縱向法律體系貢獻一個新的層級。即將原來的“憲法、法律、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guī)章”變?yōu)椤皯椃ā⒎ǖ?、其他法律、行政法?guī)、地方性法規(guī)、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guī)章”。

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可視為縱向法律體系當中的一個隱含層級。在基本法律和法律之間的效力區(qū)分上，我國法律此前并未細分?！吨腥A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九十八條規(guī)定：“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guī)章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钡诰攀艞l第1款規(guī)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規(guī)章?！币簿褪钦f，盡管從制定主體的權威度來看，基本法律由全國人大制定，故更高，但在效力上，基本法律與一般法律是一致的。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裁判文書引用法律、法規(guī)等規(guī)范性法律文件的規(guī)定》第二條：“同時引用兩部以上法律的，應當先引用基本法律，后引用其他法律?！边@條規(guī)定以先引后引的順序，展示了基本法律的優(yōu)位，但并未規(guī)定效力上的不同。

基本法律法典賦名化后，可以進一步確立憲法的效力高于法典，法典的效力高于法律的效力層級。基本法律或法典都是法律，但是，它們屬于法律當中更加重要的那一部分。強調(diào)基本法律或法典的效力層次較一般法律為高，彰顯的是基本法律的權威度。

有了基本法律作為法典集群的中國縱向法律體系，將為世界理解和使用法典一詞提供重要參考。作為歷史的產(chǎn)物，法典是“法律史博物館”和“人類文明博物館”的核心展品，是法律當中的精華部分，是面向未來的重要法律文明。一方面，歷史不代表當代，也就是說，歷史做法并不必然格式化當代做法；另一方面，當代在吸取歷史經(jīng)驗的基礎上，又可以形成當代的貢獻。將基本法律進行法典賦名，可視為中國對法典概念的貢獻：第一，法典具有統(tǒng)一、完善的形式特征；第二，法典具有內(nèi)容位階上的權威屬性；第三，法典編纂方法并不必然帶來法典名稱，但法典編纂無疑是立法成熟階段的重要方法。

法典賦名終究應建立在本國縱向法律體系、法律淵源和法律文化基礎上，并基于民族性而成為世界法律文明中的標志性存在，這便是法典賦名的恰當性選擇。

（原文刊載于《政法論壇》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