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刑指摧殘人肉體的刑罰，在古代主要有墨（也稱黥）、劓、刖、宮、大辟等，合稱“五刑”。“墨”就是在面部、耳后、頸項、手臂上刺刻后涂上墨，往往與其他刑罰相結合；“劓”是指割掉鼻子；“刖”是將腳砍掉；“宮”就是破壞生殖器官；“大辟”就是死刑。這些慘絕人寰的肉刑，從夏商周一直沿用到漢初，與奉行黃老思想、想要與民休息的漢朝格格不入，直接促使西漢的刑罰思想開始發(fā)生變化。漢高祖時陸賈就主張“慎刑”，他提出應當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做到“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如果能做到刑輕德重、刑薄賞厚，就能贏得民心，“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直接促成肉刑被廢除的，是漢文帝在位時發(fā)生的一個案例，史稱“緹縈上書”。

緹縈的父親叫淳于意，在藩國齊國擔任倉公令，主管地方藩國的糧食和武器裝備。他還精通醫(yī)術，經常有達官顯貴前來請他看病。淳于意喜歡云游四海，訪師采藥，這使得很多慕名來求醫(yī)的人經常找不到他，只能失望而歸。這種情況發(fā)生多了，想來找他救命又求而不得的人就開始埋怨他。齊王也有意請淳于意做自家的專屬醫(yī)生，被淳于意婉言謝絕了。有一天，有人告發(fā)淳于意受賄，據《史記》記載他應該是被誣陷的，但淳于意最終被定罪，須受肉刑。他只生了五個女兒，沒有兒子，臨行赴長安受刑前，他仰天長嘆：唉！可憐我生不出兒子啊！現在有急事了連個分憂解難的人都找不到！小女兒緹縈聽了父親的話感到非常痛心，毅然決然地跟在囚車后面去了長安，并上書給漢文帝。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了她上書的內容：“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xù)，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愿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彼蛔植惶嶙约旱母赣H是被冤枉的，而是直斥肉刑：“我為受刑而死的人不能復生感到悲痛，那些受刑而失去肢體的人也不能長出新的肢體，即使他們想改過自新，也毫無辦法?！?/p>

緹縈救父的膽識和孝心深深感動了寬仁賢德、愛民恤民的漢文帝，他當即下令免除淳于意的刑罰，也沒有讓緹縈去當奴婢，并在第二天就頒布了《除肉刑詔》：“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币馑际侨绻习傩沼辛诉^錯，我們都沒有對他們施行道德教化就對他們處以肉刑，這當中即使有人想改過自新也沒有機會了。我非常同情這些人。如果刑罰嚴酷到要砍斷其肢體、刻刺其肌膚，使其終身殘疾而不得安寧，這是何等的痛苦和不道德之事，這豈是民之父母的本意？必須堅決廢除肉刑，用別的方式來取代。

漢文帝責成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等負責修改刑律，并在同年頒布新刑律：黥刑改為剃去頭發(fā)，并以鐵束頸服刑四年；劓刑改為笞刑三百；斬左足改為笞刑五百；犯斬右足以及殺人自首、官吏貪贓枉法、監(jiān)守自盜等罪，在判刑后又犯笞刑罪的人，一律棄市處死；對于判處其他各等徒刑在一定年限內無逃亡等行為的，可相應遞減刑罪，直至釋放免刑為庶人。這種“省刑薄罰”的改革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資治通鑒·漢紀》稱其“風氣篤厚，禁網疏闊，刑罰大省”。但改革中也存在部分刑罰由輕改重的現象：比如將斬右足改為死刑；又如劓刑和斬左足雖然改成了笞刑，但由于打的次數過多，會出現受刑之人被活活打死的情況。因而班固稱其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

漢景帝即位后，對肉刑制度作了進一步改革：將劓刑由笞三百減為二百；斬左足由笞五百減為笞三百。漢景帝時期還明確規(guī)定笞杖尺寸和笞刑規(guī)則：笞杖以竹板制成，要削平竹節(jié)，行刑過程中不得換人等。

西漢文景時期廢除肉刑的刑制改革，順應了歷史發(fā)展潮流，為建立封建刑罰制度并向新“五刑”過渡奠定了重要基礎。盡管這次改革還有缺陷，但其無疑是中國刑法發(fā)展史上的分水嶺，在中國法制發(fā)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里程碑式的意義。

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演變，到了隋朝統(tǒng)一中國后，隋文帝下令制定律典，全面梳理漢文帝刑罰改革以來的刑罰制度，建立了新的“五刑”體系。唐朝的法律對之稍微加以修改后，繼承了這個“五刑”刑罰體系，并為以后兩宋、明清法律所沿襲，號為“正刑”，成為綿延一千三百多年的法定刑罰體系，是19世紀中葉前全世界范圍內最文明、最人道的法定刑罰體系。這個新的“五刑”體系，設定笞、杖、徒、流、死五種主刑，又劃分為二十個等級，一共是五刑二十等。

雖然新“五刑”用我們現代人的標準來衡量仍顯野蠻，但與夏商周秦的舊“五刑”相比，可謂是一大進步，而這一進步無疑與“慎刑”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朝，君主的價值取向顯然受到“明德慎罰”“德主刑輔”思想的巨大影響，漢文帝“朕德之薄，而教不明”的自責就體現出其“寬仁之治”的仁政慎刑理念。繼“文景”之后，恢復肉刑的主張不絕于耳，特別是在戰(zhàn)亂紛爭、朝代交替之際，“重典以治亂世”的學說甚囂塵上，但自漢文帝廢除舊“五刑”伊始，主要的肉刑便沒能再登上歷史舞臺，封建獨裁者也未再采納恢復肉刑論者的主張，這都是“慎刑”思想在統(tǒng)治者立法與施法實踐中的融入與體現。

（文章節(jié)選自官蕊主編的《法治中國的文化根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