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秦“賦斂無度”導致農(nóng)民起義的教訓，漢高祖劉邦從立國之日起就大力倡導“輕徭薄賦”，以圖盡快恢復凋敝的社會經(jīng)濟。“徭”就是徭役，指的是老百姓為國家建設免費出力，“輕徭”就是盡量減少或者免除百姓的徭役；“賦”就是賦稅，指的是老百姓向政府繳納貨幣或?qū)嵨?，“薄賦”就是在合理的范疇內(nèi)盡量減少或者免除老百姓的賦稅。“輕徭薄賦”不僅讓連年飽受戰(zhàn)亂之苦的老百姓得到休養(yǎng)生息的機會和時間，也給剛剛立國、內(nèi)憂外患的西漢王朝贏得了寶貴的發(fā)展時機。

漢高祖劉邦頒布法令，將大量的田地和房屋賞賜給有功勞的將吏士卒，并免除他們的徭役，還規(guī)定將田租從秦的“泰半之賦”降至每年“十五稅一”，也就是老百姓的田租從秦朝時的一大半都要上交給國家，變?yōu)橹挥媒煌恋禺a(chǎn)量的十五分之一。漢文帝又進一步將田租減為“三十而稅一”，文帝十三年還免除了一年的田租。到了漢景帝時，正式把田租“三十而稅一”的制度確立下來，一直延續(xù)到東漢末年，基本沒有改變。

以人口為征收對象的算賦在漢初也有所減少。算賦是政府對成年人征收的人頭稅，凡年齡在15歲至56歲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繳納120錢，用作購置車馬兵器，文帝時將算賦減為40錢。相比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賦、鹽錢之利，二十倍于古”的情況而言，這樣的減稅力度還是很大的。文景時期還屢次減輕徭役，將丁男每年一個月的徭役減為每三年服一個月徭役。這一系列法令使得農(nóng)民有大量的時間從事生產(chǎn)，對于減輕農(nóng)民負擔、提高百姓生活水平，恢復和促進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輕徭薄賦”帶來的成效不斷顯現(xiàn)。據(jù)《史記·平準書》記載：“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贝笠馐牵簢鴰炖锏腻X太多了，由于穿錢的繩子都腐爛導致無法計算出具體金額。糧庫里新糧和舊糧堆積在一起，倉庫都裝不下，很多糧食一直放到腐爛。

民本理念落實到刑罰領域，就形成了以“約法省禁”為指導原則的一系列律例。漢初統(tǒng)治者總結(jié)了秦亡的教訓，認為法家理論過于嚴苛，必須對其進行糾正才能贏得民心。劉邦在率領自己的部隊率先攻入咸陽，成為“關中王”后，并沒有沾沾自喜，而是率軍退到了灞上（今西安市東南），召集當?shù)氐拿考按笈睦习傩?，與他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約法三章”雖然內(nèi)容簡單，但對劉邦贏得民心、奪取天下影響很大。約法第一條是殺人者償命，不再像秦一樣采取連坐制度，這就從制度上減少了普通百姓無辜受牽連的情況，可以很好地安撫民眾情緒。第二條是傷人者要治罪，意在警告那些企圖運用暴力手段爭奪天下的列強豪杰，只要傷人就會受到懲罰，不要輕舉妄動。第三條是偷盜者要治罪，意在體恤百姓，維護社會安定。

當然，“約法三章”只是穩(wěn)定社會秩序的臨時性措施，施行地域僅限于關中地區(qū)，主要用意在于籠絡人心，不是系統(tǒng)的立法。等打敗項羽建立漢朝后，劉邦認為“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亟須制定法律來鞏固政權。蕭何作為丞相，擔負起組織立法的重任。他依照秦朝法律，選取其中適宜當時社會的部分，并加以補充，合為九章，稱為《九章律》?！毒耪侣伞芬浴凹s法省禁”為原則，定罪、刑罰均較秦時有所減緩，在中國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歷史學界譽為“律令之宗”，漢朝以后的歷代法律多以《九章律》為藍本進行編訂。

此后孝惠帝除挾書律，高皇后呂氏除三族罪、妖言令，文帝全面廢除收帑相坐律令和肉刑，景帝廢除車裂之刑等，都是針對秦時所行的“嚴刑苛法”進行的更訂和調(diào)整。漢初的“輕徭薄賦”“約法省禁”極大地減輕了民眾的負擔，讓在秦嚴苛刑罰下茍延殘喘的老百姓有了喘息之機，也能感受到一些人格尊嚴，這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為“文景之治”盛世的到來打下了堅實基礎。

（文章節(jié)選自官蕊主編的《法治中國的文化根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