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嘯虎

由于受到“八股取士”的影響，長期以來，在人們的觀念里，明代科舉考試的文章文體嚴格受限于八股文，應考者不能發(fā)揮個人見解，文章內容空洞無物，因而受到后人的詬病。其實，八股文只是一種考試的文體，在明代科舉考試的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殿試的策問中，依然延續(xù)了宋代以來的傳統(tǒng)，不僅文體是散文體，而且內容也是圍繞安邦治國、經世濟民的主題，闡釋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回答朝廷所關心的現(xiàn)實問題，其中不少是同國家的法制建設相關的。

明太祖朱元璋以法立國，后世也延續(xù)了這一傳統(tǒng)，反映在殿試的策問里，有關法制建設主要聚焦于以下一些問題：一是法制建設所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如成化八年（1472年）策問提出的“刑法以肅內者嚴矣，未能使奸頑懲艾而不敢犯”，正德十二年（1517年）策問也提出：“近守祖宗之法，而行法猶有所未逮，其故安在？”二是關于法制在國家治理中的地位與關系問題，如弘治十八年（1505年）策問提出：“朕惟自古帝王之致治，其端固多，而其大不過曰道、曰法而已。”三是法制建設過程中所要解決的立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具體問題，如正統(tǒng)十三年（1448年）策問提出：“刑所以待有罪，必待有罪而后刑，則天下有遺惡。古先圣王無遺善無遺惡，必有不待有功而爵，有罪而刑者矣，其事安在？”而狀元們在對策時提出的有關見解和主張，也是有的放矢，針對具體問題，闡述了自己對法制建設的認識和觀點。這些認識和見解作為狀元策的內容被接受，至少是適應了執(zhí)政者的要求與看法，反映了當時基本的法制主張。

其一，治國之道與法制建設。這也是狀元策有關法制建設關注度最高的問題。法是治國理政的主要手段之一，這至少在狀元策里應該是一個基本共識。天順四年（1460年）狀元王一夔在對策中說：“帝王治天下之術非一端也，然所行之要不越乎禮樂刑政而已?！倍Y樂為本，以教化百姓，而“政者，法制禁令也，所以一民之行……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也，所以防民之奸，而懲其恣肆焉”。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狀元費宏在對策中也說“致治之道存乎法”“非法無以維天下之勢”，因此帝王要建立宏圖大業(yè)，必須建章立制“以盡天下之治，以貽子孫之謀，以為長治久安之計”。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明代理學占據了思想文化的主導地位，因而狀元策在談到法制建設問題時，也大都把理學所主張的“正心誠意”作為推行法制建設的關鍵。天順四年狀元王一夔在對策中就說：“陛下能于禮、樂、刑、政之用，一本于誠，則治化之盛，又何患乎不與唐虞三代同驅而并駕哉！”成化五年（1469年）狀元張升在對策中也說：“治本于道，道本于誠，非道不足以善治，非誠不足以立道?！币虼耍挥芯髡\心推行法制建設，才能取得實效。

其二，治法與治人。與前代學者一樣，明代的狀元們在回答法制建設的問題時，也都把人的作用放在很重要的地位，所謂先有治人，然后才能有治法。成化八年狀元吳寬在對策中提出“天下之事，非法不能以自舉；天下之法，非人不能以自行。故法所以舉其事，而人所以行其法者也”，而“法之立也本無弊，法之用也始有弊。法不自用，待人而后用”。他專門以負責審判的典獄官為例“典獄而非其人，則獄多冤抑”，因此，“夫典獄者，下既得乎人情，上不徇乎君之意，則刑之所加皆得其當，而奸頑豈有不懲艾者哉”。成化二十三年狀元費宏在對策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法之立也，本無不宜；法之行也，始有其弊。因其弊而救之，則存乎其人?！?/p>

而治人的關鍵，則在于治心。成化八年狀元吳寬在對策中談到三者的關系時就認為：“欲事之舉也，在乎法，有治法而天下無不舉之事；欲法之行也，在乎人，有治人而天下無不行之法；欲人之用也，在乎心，有治心而天下無不用之人?！辈⑻貏e指出，那些司法審判官在“聽獄之際，一或不盡其心，則刑有不得其當者”。成化十一年（1475年）狀元謝遷在對策中也認為“有其政而無其心，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因此“仁政本之仁心，則內外兼舉，本末不遺，而為治之道得矣”。

最后，如何實施法制。關于這方面的問題，一些狀元策提出了具體的建議。關于德與刑兼用的問題，嘉靖十七年（1538年）狀元茅瓚在對策中指出：“道之相兼以適其宜也，然天下之勢有強弱，而人君之政有德與刑?！薄肮氏挠杏硇蹋逃袦?，周有甫刑……后世不師古，遂以為三代之治純用德而不用刑，何失之遠歟？”關于寬猛相濟問題，永樂十年（1412年）狀元馬鐸在回答策問提出的“蓋為治之道，寬猛相濟，各適其宜”時說：“寬而不流于姑息，有猛者存；猛而不偏于苛察，有寬者在。嚴而泰，和而節(jié)，此理之自然，治道之全體也?！标P于發(fā)揮刑罰預防犯罪作用的問題，正統(tǒng)十三年狀元彭時在回答策問提出的“必待有罪而后刑，則天下有遺惡”的問題時說：“若必待有罪而后刑，則天下之惡未形于行者，必至于茍免，何以使之皆知所懲而遠罪乎？”因此，“欲人皆遠于罪，不待刑罰而自懲”，就應當“罰不徒罰，罰一人而千萬人知懲”，如此則“何憂乎天下人之不皆遠于罪哉”。

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代的狀元策里，還有專門談法制建設問題的。如萬歷十七年（1589年）殿試策問就聚焦于“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為難”，因而如何才能做到“法舉而令行”的問題，狀元焦竑在對策中，詳細闡述了完善國家法制的重要性，提出要倡導禮教，厲行法制，認為“法度者，稗民之轡銜也”，并提出“凌肆雖貴近必斥，權橫雖身后必誅”，從而達到“使天下分定而心安，威行而志懾”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