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鐵川 （河南大學法學院教授）

概而言之，中國古代盜竊罪的規(guī)定主要有如下五點：

第一，從盜竊罪的客觀方面來說，盜竊罪沒有入罪的數(shù)額標準。換句話說，盜竊罪不必以竊得財物為犯罪的構成要件，只要主觀上有盜竊行為，無論是否竊得財物，均可以盜竊罪論處。例如，《唐律·賊盜律》規(guī)定，“竊盜，不得財笞五十”。

第二，從盜竊罪的客體上來說，盜竊罪有特別盜竊罪和一般盜竊罪的區(qū)分。特別盜竊罪是指盜竊皇帝用品、官家用品的行為，前者如《唐律·賊盜律》“盜大祀神御物”“盜御寶及乘輿服御物”等，后者如“盜官文書印”“盜制書及官文書”“盜符節(jié)門鑰”“盜禁兵器”等。古代對特別盜竊罪的量刑重于一般盜竊罪?！洞笄迓衫钒选氨I大祀神御物”歸于“十惡”之一，為“大不敬”。不論金額多少，皆斬。如果所盜竊的神物屬于“未進神御，及營造未成”（皇帝還沒來得及使用或為皇帝祭祀所用但未完工）等情況，則是杖一百，徒三年。若計贓重于本罪者，各加盜罪一等，并刺字。一般盜竊罪是指盜竊普通民眾財物的行為，唐律稱之為“凡盜”，量刑較前者輕，而且一般沒有死刑，如《唐律·賊盜律》規(guī)定，“竊盜，不得財笞五十；得財，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即普通盜竊罪無死刑。

第三，從量刑輕重的原則上來說，盜竊數(shù)額決定刑罰輕重。例如，《大清律例》“竊盜”一條規(guī)定，“凡竊盜已行，而不得財，笞五十，免刺。但得財者，以一主為重，并贓論罪。為從者，各減一等”?！洞竺髀伞芬?guī)定，“一貫以下，杖六十；一貫之上，至一十貫，杖七十……一百二十貫，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監(jiān)守自盜倉庫錢糧”一條規(guī)定，“凡監(jiān)臨主守，自盜倉庫錢糧等物，不分首從，并贓論罪……一貫以下，杖八十；一貫之上，至二貫五百文，杖九十……四十貫，斬”。

第四，從盜竊罪的主體來說，對監(jiān)臨官的盜竊行為的處罰重于普通人的盜竊行為。例如，《唐律·賊盜律》規(guī)定，有統(tǒng)轄主管責任的官吏，盜竊自己負責保管官有財產或在自己的轄區(qū)內盜竊，“加凡盜二等”，即比普通人的盜竊罪加重二等處罰，贓滿三十匹則處以絞刑。

第五，從偶犯和慣犯的區(qū)別上來說，慣盜加重處罰，直至死刑。例如，《唐律》第299條的疏文規(guī)定，盜犯“前后三入刑科，便是怙終其事，峻之以法，用懲其罪”。具體辦法是，“盜經斷后，仍更行盜，前后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絞”。疏文說，無論強盜、竊盜，斷后又犯盜罪，三次犯徒刑的，加重處流刑，三次犯流刑的，加重處絞刑。由徒到流，由流到絞，是刑種的升級加重。

與當今關于盜竊罪的立法相比，古代盜竊罪主要有如下兩大特點：

一是沒有入罪的數(shù)額標準。只要有盜竊行為，無論是否竊得財物，均可以盜竊罪論處。而當今刑法關于盜竊罪的入罪是有數(shù)額標準，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guī)定：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至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guī)定的“數(shù)額較大”、“數(shù)額巨大”、“數(shù)額特別巨大”。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可以根據(jù)本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狀況，并考慮社會治安狀況，在前款規(guī)定的數(shù)額幅度內，確定本地區(qū)執(zhí)行的具體數(shù)額標準，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準。

二是區(qū)分盜竊罪的客體，對盜竊公家財物（皇帝財物和官家特定財物）的處罰要重于非公家財物。而當今刑法沒有明確規(guī)定盜竊公、私財物量刑的不同。例如，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guī)定，盜竊公私財物，數(shù)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shù)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shù)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第二百六十五條規(guī)定，以牟利為目的，盜接他人通信線路、復制他人電信碼號或者明知是盜接、復制的電信設備、設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

由于古代盜竊罪缺乏入罪的數(shù)額標準，所以，對于數(shù)額不大的罪犯，法官往往采取教育和輕刑、法外刑相結合的辦法加以處理。例如，清朝循吏陸稼書，每每凡是審理普通小盜竊罪案件，就先問小偷說：“人之初，性本善。我相信你也如此，可為何做出這樣的事？”小偷說：“小人實是被貧困所逼迫。”陸稼書說：“這個不難改變，現(xiàn)在最掙錢的活兒莫過于紡紗織布了，并且這活兒人人都能學會?！苯又?，他命令衙役送來一斤棉花，讓小偷坐在大堂上，教他紡紗，對他說：“如果你學會了紡紗，就放你回家。學不會就說明你是因懶惰才去當小偷，處罰要加重。”小偷們都盼望快點釋放回家，沒有一個不用心學習的，幾天就學會了。陸稼書說，這紡紗所需本錢不過才100多錢，現(xiàn)在幾天之內循環(huán)流傳，你們已經賺了許多錢，除去你們吃飯之外，還剩下幾百錢，你們回去靠干這個活兒過日子吧。如果再行盜竊，就不饒恕你們了。小偷們都感恩戴德地回去了。其中大多數(shù)人能夠悔過自新，重新做人，但也有些人再次因盜竊被抓，陸稼書則先對他們處以杖刑，再命他們在堂上紡紗一個月，換成錢給他們：“看到了嗎？不勞不得，多勞多得，你們今后多多勞作吧?！比羰堑谌伪I竊被抓，陸稼書則說：“有再一再二，沒有再三再四。既然你不肯改悔了，休怪我手下無情?！庇谑蔷团蓛蓚€衙役挾著他，疾走千步，然后用一碗熱醋灌他，等他喝到一半時，讓一人猛拍他的背，他從此就會患上咳嗽的毛病，而且這種毛病終生不會治愈。這樣在他偷東西的時候，會忍不住咳嗽，驚動別人，被人捉住，因而他便不敢再偷。

中國古代為什么不規(guī)定盜竊罪的入罪數(shù)額標準呢？我認為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法律和道德不分，認為盜竊就是違背道德，違背道德就是犯罪，“出禮入刑”“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唐律疏議》）；二是中國古代各地經濟發(fā)展水平非常不平衡，難以規(guī)定一個適宜于全國各地的統(tǒng)一標準，因此，就交由判官自由裁量了。

中國古代為什么對盜竊公家財物的量刑重于非公家財物呢？這是因為當時踐行“官貴民賤”的法家理念，而非儒家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