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建紅

歷史上，借貸起于何時雖沒有明確的界說，不過“欠債還錢”這一基本信條卻和“殺人償命”一樣古老。古代法律一般都注意保護債權(quán)人的利益不受損失，對于不按期歸還債務者規(guī)定了相應的法律責任。在漢代即有功臣列侯負債違期不還，被奪侯除國之事，如河陽侯陳涓就曾坐“不償人責（通‘債’）過六月，奪侯，國除”。一般老百姓當然更要受到處罰。當然，為防止出現(xiàn)高利盤剝，漢代也將超過法定利率的行為稱為“取息過律”，違者要受到懲罰。武帝元鼎元年，旁光侯劉殷坐“取息過律”，只是遇到大赦，才得以幸免。而陵鄉(xiāng)侯劉訴就沒這么幸運了，他在成帝建始二年坐“貸谷息過律”，被奪侯免國，可見處罰之重。不僅如此，一定級別以上的官吏還不允許放貸。據(jù)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雜律》中的規(guī)定，六百石以上官員及皇帝身邊的朝官如有放高利貸的，要一律罷免官職。漢以后各朝也都有抑制高利盤剝的規(guī)定。五代后梁時私人借貸以“一本一利”為準則。宋朝時更是禁止“回利為本”，也就是以利息進入本金，重復生利，即民間所謂的“驢打滾”利。對于那些“取利過正條者”，即使是“兩情和同”的私契，也允許“任人糾告，本及利物并入告人”，即明確規(guī)定高利貸屬于犯罪行為。明朝的“違禁取利”條則規(guī)定，利息總額與本金相等時即停止計息，利息最高不得超過本金，違者“笞四十”；同時還禁止債權(quán)人強奪債務人財產(chǎn)抵債，違者要“杖八十”。

不過，雖然許多朝代都對“取息過律”的行為進行打擊，只是各朝對“過律”利率的規(guī)定又有所不同。比如，漢代的官貸民錢為月息三分；唐代利率分官方貸放與私人貸放，分別為月息五分和四分；而宋代所定的利率則比較高，為月息六分。

比較有特色的是元代，可能與蒙古人的游牧生活經(jīng)驗有關(guān)，其民間貸款利率被形象地稱為“羊羔兒利”?！叭缪虺龈?，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年利為百分之百，并且轉(zhuǎn)利為本，結(jié)果是“累息數(shù)倍”，往往使債務人家破人亡。為此，元朝中后期規(guī)定“本利相侔而止”，以本金數(shù)額為借貸利息的上限，即“一本一利”。關(guān)于這一點，我們從關(guān)漢卿的《感天動地竇娥冤》即可窺見一斑。竇娥的婆婆蔡氏是一個“職業(yè)”放貸人，整個劇情的展開都與她的高利貸有關(guān)。竇娥的父親竇天章是個窮秀才，“幼習儒業(yè)，飽有文章”，只因生活“一貧如洗”而向蔡婆婆借了二十兩銀子，一年以后即“本利該還四十兩”。雖經(jīng)蔡婆婆數(shù)次索取，竇秀才還是無錢可還，只好將女兒竇娥送給蔡婆婆做媳婦。蔡婆婆則不僅連本帶利免了竇秀才的債務，還又另送他十兩銀子做上京趕考的“盤纏”。然而，蔡婆婆所放的另一筆款子卻幾乎給她帶來殺身之禍?！八赖尼t(yī)不活，活的醫(yī)死了”的江湖郎中賽盧醫(yī)，從蔡婆婆處借得十兩銀子，本息當還二十兩，可這賽盧醫(yī)想賴賬，遂將蔡婆婆誑到僻靜無人處，欲將其勒死。只是這蔡婆婆時運不濟，躲過了賽盧醫(yī)的勒繩，卻逃不過無賴張驢兒的魔掌，捎帶著還將竇娥推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我們都知道竇娥遭遇千古奇冤之后的“六月飛雪”，卻很少將她的故事與元朝的民間借貸聯(lián)系在一起。事實上，蔡婆婆在當時的放貸及其“本利相侔”的高利率，在元朝都是合法的。只不過一筆貸款使她得了個孝順的兒媳婦，另一筆貸款卻給她和竇娥帶來了無妄之災。

民間借貸對于任何社會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竇天章這樣的窮人要舉債度日，賽盧醫(yī)這樣的“商人”則需借此來融資。正是這種資本的流轉(zhuǎn)互通，才使社會生生不息，得以發(fā)展。而“禁止利息”則既不符合人性，也會妨礙貿(mào)易往來，還會使處于困境中的人得不到幫助。在世界范圍內(nèi)都有禁止放債取利的教義，倡導人們無償借取，使富有者能無條件地幫助貧窮者。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種美好的宗教理想，缺乏實現(xiàn)這一理想的人性基礎(chǔ)。

如果說在古代自然經(jīng)濟社會里，民間借貸還主要集中于竇天章這樣解生活中燃眉之急的情形，在今天的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民間借貸已為社會發(fā)展所必須，在銀行貸款難以為繼時，民間借貸可能就成為公司存活的唯一出路。只是不管借方還是貸方，都應有預防風險的意識。對于政府，則應如古代的統(tǒng)治者那樣，既允許民間借貸的存在，又采取嚴格的管控措施，嚴禁“取息過律”，嚴禁催債過程中的過激行為。

（文章節(jié)選自馬建紅《穿越古今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