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定宇

“于家村”之所以蜚聲海內，是因為該村百分之九十五的村民，都是明朝民族英雄于謙的后代。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役”中兵敗被俘，是于謙堅決反對“遷都”，并親自指揮了“北京保衛(wèi)戰(zhàn)”，逼使蒙古瓦剌軍隊送還了英宗等俘虜。但英宗回到京城后，卻發(fā)動“東門之變”，并以“謀逆”之罪判決于謙“棄市”。

于謙18歲時曾作一詩《石灰吟》，詩曰：“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庇谥t蒙難后，其妻兒或被流放邊疆，或是下落不明，其遺骸被同僚安葬在杭州西湖岳飛墓的附近。世人皆以為此詩已成為于謙的千古絕唱。但豈料，五百多年之后，在“太行八陘”旁邊的一個石頭村里，卻傳出了此地還聚居著于謙后代1600多人的好消息。這個消息在當時震動了中國的史學界。

相傳此村的創(chuàng)始人是于謙的長孫于有道及其三弟于南道。五百多年前，于謙被害后，其家屬流散四方，其中，于有道兩兄弟逃到了太行山深處。后來，兩兄弟在這個荒無人煙的地方用石頭蓋起了四間房屋，壘起了幾塊梯田，開始定居下來。幾經風雨滄桑，他們世世代代“就地取材”，用山上的亂石筑造房屋、鋪設道路、修整梯田和鑿制生活用具，從而，在這個名副其實的“石頭村”里，抒寫著一部如石頭般樸實、堅強的生存史詩。石頭村中有一座“博物館”，而這博物館里的“鎮(zhèn)館之寶”，是在別處從未見過的、三十多面石碑上刻著的“村規(guī)民約”。

考“村規(guī)民約”之風的興起，是以明太祖朱元璋“鄉(xiāng)村普法”運動時期為開端、而以于謙被平反的成化、弘治年間為盛。太行山的東麓，由于地勢高亢、溪流稀少，因而大多干旱缺水。于家村的先民在建村之初，主要靠在山上開挖水池、蓄積雨水來解決用水問題。據說，明成化年間（即明中期），于家村的先民們便制定了《水規(guī)》，規(guī)定村民的污水必須往自家院里流，勿使流到街道上來污染環(huán)境。據說五百多年來，于家村制定了“村規(guī)”一百余項、立石碑兩百多座，現今收藏在“石頭村博物館”里的，僅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博物館的眾多石碑中，我特別注重的是三面：第一面石碑，是制定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的《禁山林碑》。原來，在于家村南面的南山上，有一片廣闊的黃櫨樹林，每逢秋風起，這兒便是“漫山紅葉紅滿天”。為了保護這片美麗的自然風景，更為了保護這一大片天然的水源涵養(yǎng)林，三百五十多年前，于家村的村民們就在南山腳下豎立了這塊《禁山林碑》。碑文明確宣示：南山上禁止砍伐樹木、禁止放牧牛羊、禁止燃點山火。違反者，毀一罰十。縱火者，經長老議決，趕出村子。而村民們也人人自覺遵守這些禁約，自覺愛護這南山上的一草一木，因此，數百年來，這南山上便從未發(fā)生過一宗山火事故，而石頭村的村民們，便得以歲歲平安地、詩意地“棲居”在那漫山的紅葉之中。

第二面石碑，是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所立的《柳池禁約碑》。原來，乾隆年間，隨著于家村人口的增多，原來的蓄水池不夠用了，為取水而引起的鄰里紛爭、村民訴訟甚至鄉(xiāng)村械斗時有發(fā)生。為了平息糾紛，共度時艱，于家村便在村中最大的蓄水池——“柳池”的池畔豎起了一座《柳池禁約碑》，碑文規(guī)定：“每年挖池，按門出工，除獨夫、孤子、寡婦、病家外，有失誤者，一工罰五十錢。”為防止“門多人眾，取水不公”，又作出約定：從今以后，“每家吃水許一甕，取冰許兩擔。有多積者，一甕水罰錢五十，一擔冰罰錢二十，一切罰錢，池中公用”。這《柳池禁約碑》既立約公平，又照顧了困難群體，既體現了鄉(xiāng)村世代相傳的自然法理，又恢復了社會里的秩序和諧。

而第三面石碑，則是清朝后期一面“禁賭”的《整飭村規(guī)碑》。原來，19世紀末年，西方侵略勢力紛紛在石家莊和井陘縣修筑鐵路，設廠、開礦，一些奸民亦乘機而開煙設賭，令社會風氣一時變得大壞。當時，河北各縣都制定了許多“禁賭”的“村規(guī)民約”，但于家村的卻顯得別具特色：它并不像各地村規(guī)那樣，單純依靠官方“王法”的暴力去禁賭，而是依靠祖宗于謙的遺訓——“清清白白地做人”的教化，及依靠傳統(tǒng)文藝的力量，去遏制賭風對純樸民風的侵蝕。該面碑文載明：“發(fā)現有人賭博者，要罰花錢請戲班唱三天三夜的大戲?！背膽蛭模际切┲?、孝、節(jié)、義等傳統(tǒng)曲目。“如有因賭博欠債而偷盜公私財產者”，則由長老議決，“驅逐出村”，永世不得復歸本宗。

曾有村民沉迷于賭博屢教不改，全村的村民便把他驅逐出村。所以，五百多年以來，石頭村的民風，便一直如太行山的山風一樣——剛毅凜冽，而又清涼清新。

（文章節(jié)選自余定宇《尋找法律的印跡（2）：從獨角神獸到“六法全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