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傳艷

近日，有消費者反映在線下辦理電話卡時，被電信營業(yè)網點要求提供額外證明材料，有的還需預存千元不等的話費。有媒體記者實測移動、聯通和電信在多個城市的線下營業(yè)廳辦卡業(yè)務時發(fā)現，他們的審核標準差異顯著——有些城市的營業(yè)廳僅要求本人帶身份證即可辦卡，有些則要求提供“無犯罪證明”“工作證明”或“銀行流水”中的一項，更有甚者，要求預存500至1000元話費、審核本人房產證或營業(yè)執(zhí)照。

面對質疑，營業(yè)廳工作人員多以“反詐需要”回應。當前電信網絡詐騙高發(fā)，運營商確實承擔著源頭管控責任。通過提高辦卡門檻限制詐騙分子批量獲取電話卡，在技術手段不足的階段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問題在于，當“反詐”成為唯一解釋時，具體政策依據卻屢屢“說不清楚”。比如有客服稱“應反詐要求”，但卻無法提供文件依據，也有工作人員提及“工信部規(guī)定”，卻指不出具體條款，這種模糊說辭暴露出執(zhí)行相關措施的隨意性。

必須看到，這種“為反詐而反詐”的嚴格審核，已對普通用戶造成不小的困擾。比如，異地務工人員可能因無法提供本地工作證明被拒之門外，小微創(chuàng)業(yè)者可能因營業(yè)執(zhí)照缺失被迫預存高額話費，本地居民辦卡可能會為提交各種證明材料而多跑了幾趟。這些額外材料不僅增加了時間成本和經濟負擔，還會讓“辦張電話卡”從日常小事變成了復雜任務。當辦卡門檻高于實際風險時，所謂“防詐騙”就容易產生“防用戶”的現實結果。

更需追問的是，在“反詐”名義下，可能存在的利益捆綁問題。比如有營業(yè)廳要求預存高額話費，有的將預存金額與套餐綁定，這種“材料＋預存”的雙重要求，難以排除部分營業(yè)廳通過提高預存率來增加業(yè)績的嫌疑。如果反詐與創(chuàng)收發(fā)生關聯，就有可能指向這樣的前提，即部分審核并非完全出于反詐風險防范，其中還可能夾帶著追求經濟利益等“私貨”。

事實上，便捷辦卡與反詐并非不可兼得。比如通過大數據分析用戶行為模式、建立風險等級評估機制，對普通用戶簡化流程，對高風險用戶加強審查，就能實現科學管理。比如對短期多次辦卡、異地頻繁換卡等異常行為自動預警，既可避免對材料審核“一刀切”，又能精準攔截詐騙分子，這才是“反詐”與“便民”的平衡之道。

用“辦卡難”反詐，某種程度上是將管理成本轉嫁給普通用戶，如此操作無異于因噎廢食。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電話卡辦理，在政務服務、公共服務的其他領域同樣存在，比如某些地區(qū)要求辦理營業(yè)執(zhí)照需提供無犯罪證明，部分社區(qū)將“人臉識別”作為進出小區(qū)的唯一憑證。這些做法雖冠以“安全”“管理”之名，實則暴露了服務意識的缺失與管理手段的粗放。用“辦卡難”反詐的做法要叫停，對其他通過辦事難代替管理的做法，也要進行全面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