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 燃

公元前178年的長安未央宮內，年輕的太中大夫賈誼向漢文帝呈上《論積貯疏》。積貯，即糧食儲備。當時漢王朝已立國二十余載，雖然采取了休養(yǎng)生息政策，社會經(jīng)濟有所恢復，但也出現(xiàn)了新的問題：官僚和商賈的奢侈之風盛行，土地兼并嚴重，農民紛紛破產流入城市成為游民，嚴重影響農業(yè)生產和糧食儲備。同時，北方匈奴的威脅日益加大。面對內憂外患，賈誼直陳時弊，條分縷析，指出農業(yè)生產和糧食儲備對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性、關鍵性作用，提出建設性對策。該文堪稱中國歷史上首次系統(tǒng)論述國家糧食儲備方略的政論經(jīng)典，包含許多思想和制度創(chuàng)新。

賈誼以敏銳的洞察力和強烈的憂患意識，進行了糧食危機推演。首先，下了兩個判斷：“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倍@兩種大禍害公然盛行，如不制止，國家就會面臨危機。接下來，層層剝筍，排比設問：現(xiàn)在公家和私人的糧食積蓄，少得可憐，遇到連年歉收，百姓就會陷入困境，甚至賣兒賣女，哪有治理國家像這樣危險卻不引起重視的呢？如果不幸遇到方圓二三千里范圍內的大旱，國家靠什么來救濟百姓呢？如果邊境突然發(fā)生緊急情況，需要動用大量軍隊，國家靠什么來供應軍需呢？如果戰(zhàn)爭和旱災同時發(fā)生，民眾就會造反，等到那時想辦法，難道還來得及嗎？危機推演的鏈條清晰明了：棄農經(jīng)商/奢侈成風→糧食減損→儲備空虛→災荒/戰(zhàn)爭→民眾造反→政權瓦解。這一推演將糧食問題與社會穩(wěn)定、軍事安全、政權存續(xù)緊密結合。

賈誼將積貯提升至國運高度，把驅民歸農作為積貯的根本途徑，首創(chuàng)糧食儲備方略。該文結尾段陡起高峰，奏出“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強音，猶如黃鐘大呂，振聾發(fā)聵。他認為，“茍粟多而財有余，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zhàn)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這樣就將“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的道德教化認知，升格為“天下之大命”的國家安全工程，揭示了“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的古代國家治理邏輯。進而提出“驅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的宏觀調控政策建議，主張國家應當通過政策、法律等多種手段，引導百姓轉向農業(yè)生產，限制商人投機，形成“歸農→抑商→實倉→安民→定國”的危機治理鏈條?？梢灾v，賈誼的積貯主張成為歷代倉儲制度的理論母本，為古代中國重農抑商國策奠定了思想基礎。

賈誼的這些主張深深觸動漢文帝，轉化為成功實踐。這位以親民、節(jié)儉著稱的帝王，在公元前178年春天親率群臣至長安郊外舉行籍田禮，史載其“執(zhí)耒三推”，成為西漢首位踐行親耕禮的皇帝?；屎蟾]氏亦率嬪妃“親蠶于郊”。以多年的“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蠶以供祭服”象征儀式，并大力實施減免田租、開放山澤資源、減輕徭役等措施，將重農態(tài)度刻入國家肌理和文明基因。經(jīng)過文帝和景帝的接續(xù)努力，太倉里的糧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甚至腐爛不可食，中華文明邁入帝國時代后迎來了第一個盛世。

“洪范八政，食為政首”。在賈誼的身后，似乎糧倉中的每一粒粟米，田壟間的每一道犁痕，都在彰顯著“天下之大命”穿越時空的重量。無疑，倉廩豐實是國家大治、文明延續(xù)最質樸的密碼，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是永恒主題、頭等大事。而重農抑商作為一種思想和政策，在賈誼所處的時代，具有極大的進步性；在以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也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和經(jīng)濟社會條件的變化，它需要作出相應的調整。遺憾的是，在明清本應調整和變革之際，歷史沒有再降生一個像賈誼一樣極具敏銳洞察力和強烈憂患意識的人站出來吶喊，古老中國向近代化的轉型顯得那么遲緩和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