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　燃

1975年陜西省岐山縣出土的青銅器“訓匜（音同‘儀’）”（也稱“朕匜”）讓人十分驚艷，上有157字的銘文，詳細記載了一起奴隸所有權案件一波三折的經過和判決，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司法判決實錄。該案發(fā)生于西周晚期，是一起下級官員控告上司的訴訟案件。起因是牧牛（官職名）與其上司訓因5名奴隸的歸屬問題發(fā)生糾紛，牧牛認為訓侵占了他的奴隸，遂向周王提起控告。周王指派司法官伯揚父審理此案。伯揚父認為，牧牛作為下屬控告上司的行為違背了其入職時立下的效忠誓言，構成誣告罪。根據西周法律，以下犯上屬于嚴重犯罪，應判鞭刑一千，并施以墨刑。因牧牛主動和解并交還奴隸，伯揚父最終判令牧牛向訓賠償銅三百鍰，并以盟誓保證不再犯。這個判決通過經濟賠償和道德約束替代嚴刑峻法，體現了西周“呂刑”中的祥刑思想。

“祥刑”是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中獨有的概念，最早出自《尚書·呂刑》，與“虐刑”相對應，后人多釋為“善刑”“善用刑”。西周中期（約公元前10世紀），周穆王命呂侯主持修訂刑法，提出了祥刑思想，使西周初期的“明德慎罰”思想進一步具體化、制度化。作為西周法典的“呂刑”久已失傳，而現存的《尚書·呂刑》是呂侯制刑后遺存的官方檔案文獻。其開篇是周穆王告誡諸侯“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意思是說，諸侯啊，你們都有國土，告訴你們什么是祥刑、如何善用刑罰；結尾是“受王嘉師，監(jiān)于茲祥刑”，意思是請諸侯接受周王的命令，認真監(jiān)督執(zhí)行祥刑。通篇對祥刑進行系統(tǒng)闡釋，提出實施原則。主張“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即以德政施威則民眾敬畏，以德政明察則是非分明；“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即刑罰應根據時代發(fā)展的現實情況或輕或重，既要統(tǒng)一標準，又要靈活調整，做到有章法、有原則；“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即若五刑案件存疑，可赦免改判贖刑，若五罰案件存疑，亦應赦免其罪；“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即司法斷案不應依靠巧言善辯之人，而應由良善公正者主持，如此才能不偏不倚；“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即司法官員應以公正適中的刑罰約束百姓，既不過于嚴苛，也不流于放縱，以此教化引導民眾敬畏德行。這些原則包含了對刑罰的敬畏與克制、詳審與中正、仁恕與矜恤，將刑罰從單純的暴力工具升華為德政的延伸。呂侯制刑創(chuàng)設贖刑制度，凸顯出刑罰的人道轉向。上述牧牛案中，法官伯揚父在量刑時反復斟酌“汝敢以乃師訟”的情節(jié)，判決以贖代刑，將“以刑止刑”的懲戒邏輯轉向“以教代刑”的德治理念，可看作祥刑思想的具體實踐。

明代丘濬對祥刑有過經典評論，認為祥刑的本質是“善”，而實現祥刑的關鍵在于“中”。他講：“古人謂之祥刑者，蓋除去不善以安夫善，使天下之不善者有所畏而全其命，天下之善者有所恃而安其身，其為器也固若不祥，而其意則至善大祥之所在也”“既得其情，則權其罪之輕重而施以其刑，其刑上下，不惟無太過，且無不及焉，夫是之謂中，夫是之謂祥刑”。

人類各大文明的早期法律制度多是冰冷凜冽，刑罰充滿血腥之味和不祥之戾氣。而《尚書·呂刑》把“祥”與“刑”兩個看似矛盾的事物組合在一起，打造出一個全新概念，塑造了中華法制文明的鮮明標識。呂侯制刑與周公制禮的精神實質是一致的，蘊含著用禮樂政刑構建新型治理秩序的宏大愿景，在酷刑肆虐之際猶如破曉的曙光，開辟出明德慎罰、德刑相濟的良法善治之道。它對后世有著深遠的影響，漢代錄囚制度、唐代死刑復奏、宋代鞫讞分司、明清秋審大典無不是在這條大道上運行和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