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離幫信犯罪，拒絕助紂為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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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報評論員 吳迪
出租出售自己閑置的電話卡和銀行卡、轉發(fā)一些群組和鏈接，怎么就成刑事犯罪了？有必要以最高檢公布幫信罪有關信息為契機，讓更多人清醒意識到，幫信罪的本質是幫助不法分子實現針對他人利益的侵害，這絕非小事。
賣幾張電話卡、銀行卡，有什么大不了的？據7月24日新華社報道，最高人民檢察院發(fā)布信息，自2020年10月“斷卡”行動以來，檢察機關起訴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案件上漲較快，目前該類犯罪已成為各類刑事犯罪中起訴人數排名第三的罪名，前兩位分別是危險駕駛罪、盜竊罪。今年以來，起訴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數量持續(xù)下降，但整體仍在高位運行，上半年檢察機關起訴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6.4萬人，有力促進信息網絡犯罪源頭打擊治理。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簡稱幫信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信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jié)嚴重的行為，簡單理解，就是為信息網絡犯罪充當幫兇的行為。根據刑法有關規(guī)定，幫信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出租出售自己的銀行卡、電話卡給不法分子用于實施電信網絡詐騙、賭博、洗錢等活動；轉發(fā)推廣涉嫌銷售違禁品的社交賬號、廣告鏈接，造成特定后果等，一般人看來似乎都不是多大的事，但它們恰恰是幫信罪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此外，科技企業(yè)從業(yè)人員、通信或金融等行業(yè)內部人員，也是幫信犯罪的“工具人”重災區(qū)。其中有人憑技術優(yōu)勢、開卡權限優(yōu)勢等，打通電信網絡犯罪的工具輸送渠道，比如為卡池、貓池、GOIP等硬件設備做運維、升級，為不法分子繞開實名制辦卡的強制要求批量發(fā)卡提供幫助等。
有的人對幫信罪這一罪名不太理解：出租出售自己閑置的電話卡和銀行卡、轉發(fā)一些群組和鏈接，怎么就成刑事犯罪了？因而，有必要以最高檢公布幫信罪有關信息為契機，讓更多人清醒意識到，幫信罪的本質是幫助不法分子實現針對他人利益的侵害，這絕非小事，而可能涉嫌犯罪。
幫信罪整體高位運行，一是緣于“斷卡”行動以及有關方面加大打擊力度，案件量和起訴人數有較大上漲，比如2021年共起訴近13萬人，是2020年的9.5倍。二是不法分子對實名制“兩卡”的需求量大，因而會鼓動和發(fā)展在校學生等法治意識淡薄的群體作為“工具人”或“卡商”。三是諸如相關技術人員、企業(yè)“內鬼”等心存僥幸，以為“燈下黑”可以讓自己隱藏起來，為一己私利而參與犯罪，助紂為虐。四是有關硬件設備、技術應用更新迭代較快，甚至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勢。此外，有針對性的監(jiān)督管理機制不夠完善，給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機。
近年來有關方面持續(xù)加大對信息網絡犯罪的打擊力度，而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也納入刑法規(guī)制中，這無疑是在加固法律武器的薄弱鏈條。司法機關此番雷霆手段，也釋放出從嚴打擊信息網絡犯罪和幫信犯罪行為的決心，進一步為源頭治理有關犯罪行為、保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夯實了保護屏障。
司法機關的嚴厲打擊對公眾來說是一個警示：某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行為，可能涉嫌犯罪，務必引以為戒。比如，“打老婆孩子是人家家務事”的觀念曾普遍存在，而隨著反家暴法等相關法律的實施，越來越多的人逐漸明白，“打老婆孩子”是可能觸及法律的。
現實中，認定幫信罪必須滿足事先明知后果仍提供幫助、情節(jié)嚴重等構成要件。而實際上很多人事先并不知情，或者說并不全然明白自己行為的后果，也沒有造成太大損失，因而往往不會被以此罪追究法律責任。但必須看到，即使如此，相關行為量變、積累導致的損失和危害同樣不可小覷，相關當事人必須清楚此舉的性質和潛在后果。
互聯網技術服務越來越廣地應用于公眾生活的方方面面，電信網絡詐騙等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犯罪行為可能會出現新的形式，而類似幫信犯罪活動也會隨之變化。在此語境下，每個人都必須當心和警惕。遠離包括幫信罪在內的任何犯罪，拒絕助紂為虐，應成為我們的共識。
| （責任編輯：馬樹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