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21年薩洛蒙女士正式成為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近百年歷史上的首位女主席，在一年多的時間，她努力促進國際仲裁“客戶觀”的轉型，調整了國家委員會和組織推薦仲裁員的規(guī)定，并宣布重組國際商會“一帶一路”委員會，顯示出對亞洲地區(qū)的重視以及務實、開放的風格。

“我是ICC仲裁院的第一位女主席，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位”

－－專訪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主席薩洛蒙女士

2021年7月，作為全球知名的國際仲裁機構，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ICC Court）（以下簡稱“ICC仲裁院”）迎來了第一位女性主席——克勞迪婭·薩洛蒙女士 （Claudia Salomon ），在其近百年的發(fā)展歷程中寫下歷史性的一筆。薩洛蒙女士畢業(yè)于哈佛大學法學院，長期從事國際仲裁工作，尤其擅長解決國際投資仲裁中的復雜疑難案件，成為同代人中的佼佼者。在國際仲裁服務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她將如何帶領ICC仲裁院保持傳統(tǒng)優(yōu)勢，迎接即將到來的百年慶典，為此我對她進行了一次專訪。

首位“女掌門人”

毛曉飛：非常感謝你百忙之中接受這次專訪。作為ICC仲裁院歷史上的首位“女掌門人”，大家非常感興趣，你最初是如何踏入國際仲裁領域，并一步步成長起來，最后可以獲得主席這一重要職位？

薩洛蒙：我出生在美國的弗吉尼亞州，在很小的時候，就希望能夠成為一名律師，其實家里沒有其他人從事律師職業(yè)，可能更多是出于自己對雄辯力量和正義理想的著迷。一開始，我是作為商業(yè)訴訟的律師，后來在1998年的時候，有個機會訪問一家新公司的訴訟部門主管，他跟我說，國際仲裁是未來的大趨勢。當時他的話真讓我有種醍醐灌頂之感，意識到跨境交易的增加必然會讓國際仲裁大有可為。這樣，從2001年開始，我從商業(yè)訴訟與仲裁的混合業(yè)務轉變?yōu)橥耆膰H仲裁。我去了捷克的布拉格，參與當時很大的一個國際投資仲裁案，即“薩魯卡訴捷克共和國案”（Saluka v．Czech Republic），我們的律師團隊代表捷克政府。原本計劃是在那里待一個月，結果最后我待了三年，其間處理了許多歐洲的商事與投資仲裁案件。在最后一年里，有三個月，我同時參與三個不同案件的三個庭審程序。

毛曉飛：在你成為ICC仲裁院主席以前，是以律師身份還是仲裁員身份參與國際仲裁時間更多呢？

薩洛蒙：在過去25年多的時間里，我主要作為仲裁律師代表公司或政府處理一些非常復雜、爭議標的額大且有影響力的案件。我非常喜歡幫助客戶搭建顧問團隊，制定戰(zhàn)略，滿足客戶們的目標。在此期間，我也有機會豐富自己作為仲裁員的實踐，在世界很多地方擔任仲裁員，熟悉了主要機構的仲裁規(guī)則以及普通法、大陸法地區(qū)國家的仲裁法律制度。在國際仲裁實踐中，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情況，我一直感到很幸運，能夠獲得當事人的充分信任。

讓我最難忘的一個時刻是，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來自一個亞洲國家總檢察長的短信，問是否能夠代表他們國家進行談判。我不確定短信中應當使用什么樣的敬語回復，但是我知道答案就是“是”。從2021年初開始，我作為獨立仲裁員參與國際仲裁，2021年7月1日開始擔任ICC仲裁院主席。

毛曉飛：作為首位女主席，現(xiàn)在感覺如何，是否覺得人們對你有著更多的期待？

薩洛蒙：能夠獲得這個職位，是我的榮幸。我的前任亞歷克西斯·摩爾（Alexis Mourre）主席自2018年以來一直大膽堅持提高ICC仲裁院的性別平等?？紤]到2015年時，ICC仲裁院的女性比例只有10％，他的努力不容低估。我知道，自己恰好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之上，踏上了幾代女性國際仲裁人所鋪平的道路。我想，我是第一位女主席，但肯定不會是最后一位。

促進國際仲裁“客戶觀”的轉型

毛曉飛：目前國際仲裁行業(yè)的競爭十分激烈，在不少仲裁機構不斷推出改革創(chuàng)新舉措的情況下，你認為ICC仲裁院如何能繼續(xù)保持自身的地位呢？

薩洛蒙： 我目前考慮的是要在國際仲裁的各個方面都確立“客戶觀”，也就是說，將當事人作為我們的客戶，因為他們是國際仲裁服務的真正推動者。我認為，這需要準確定位當事人在每一特定案件中到底想要什么，從而提高我們回應這些期待的能力，最佳的方式就是要讓當事人更深入地參與國際仲裁的過程。通過這種方法，當事人可以對解決爭議的方式擁有更多控制權。在過去的十幾年里，企業(yè)內部的法律顧問在業(yè)務戰(zhàn)略規(guī)劃以及風險控制方面發(fā)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承擔的角色日益重要，我們要為他們直接參與國際仲裁提供更好的機會。

展望未來，我們還將重點關注推動全球經(jīng)濟發(fā)展且受疫情影響最大的中小企業(yè)的需求。他們需要一種可以解決小標的額糾紛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們正在國際商會廣泛的網(wǎng)絡中尋求密切合作，如國際商會正在世界各地建立創(chuàng)業(yè)中心，為中小企業(yè)提供專門的服務與幫助。

此外，我們將更加專注技術，尤其是生物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方面的爭議，因為這些新技術引領下的高端制造業(yè)增長十分迅速，預計相關糾紛將會增加。當然，ICC仲裁院大約40％的案件涉及能源或建筑及基礎設施領域，估計這一趨勢也將繼續(xù)下去。

毛曉飛：我注意到，你在一次演講中提到了國際仲裁中的認知偏見和“馬斯洛錘”。你會考慮如何通過ICC仲裁院的工作來克服你所提到的那些偏見呢？

薩洛蒙：“馬斯洛錘”指的是一種認知偏見，就是人們對自已熟悉使用的工具總是過度依賴。換句話說，如果你手里有一把錘子，那你可能看到所有的一切問題都像釘子。在解決國際爭端時，國際仲裁是大家習慣使用的工具，但我想說的是，解決爭議的工具箱中有很多工具，我們應該思考如何重新利用這些工具來滿足客戶的目標與需求。

選擇工具箱里面最好的工具就要讓當事人深度參與國際仲裁的過程。如果我們可以讓當事人更多直接參與仲裁程序，讓他們對解決爭議的時間與成本發(fā)出最敏銳的聲音，這樣就可以將當事人的期望與仲裁過程進行更好的協(xié)調。這里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鼓勵企業(yè)法務與企業(yè)業(yè)務代表參與案件管理會議。

另外，根據(jù)2021年的《ICC仲裁規(guī)則》，仲裁庭可以“鼓勵”當事人和解，這與以前的措辭有所不同，以前仲裁庭只是“通知”當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理想的做法是，當事人在程序時間表中安排調解或協(xié)商的“窗口期”，最好是在第一次案件管理會議上進行協(xié)商，當然以后也可以，只要能將把調解與和解安排到整個程序中就行。

還有，早期的案件評估同樣有助于當事人在糾紛出現(xiàn)的早期來考慮如何解決，要讓當事人更好地了解仲裁成功的機會，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談判。即使不能達成和解，也會有助于當事人關注爭議的實質與重點問題，提高仲裁效率。

毛曉飛：仲裁員是仲裁案件審理的“靈魂人物”，如何指定合適的仲裁員是仲裁機構的重要職能，也是一份職責所在。我注意到，ICC仲裁院在2022年新發(fā)布了一份《有關國家委員會與組織推薦仲裁員的指引》（“《指引》”）。這份《指引》將會對仲裁員的指定帶來哪些變化呢？

薩洛蒙：首先，《指引》會要求國際商會的國家委員會與組織設立一個專門負責仲裁員推薦的“委員會”。該委員會成員的名單應當向社會公開，且委員會成員不能推薦自己作為特定案件的仲裁員。此外，根據(jù)國際商會仲裁中的一般實踐，ICC仲裁院不會在12個月內委任同一人為仲裁員，其目的是為了減少重復指定。

為了擴大可指定仲裁員的范圍，我們取消了原先要求可指定仲裁員必須曾經(jīng)在國際商會的仲裁案件中擔任過仲裁員的硬性要求，同時還取消了國家委員會只能推薦本國仲裁員的要求，這好比說，國際商會中國國家委員會也可以根據(jù)情況推薦非中國籍的仲裁員為仲裁案件的仲裁員，從而擴大可推薦仲裁員的范圍。

時刻關注中國的變化

毛曉飛：國際商會的“一帶一路”委員會成立于2018年，在2022年的時候，你宣布了新一屆委員會委員組成，有一半以上的委員是企業(yè)代表，請問這種變化背后有什么樣的考慮？

薩洛蒙：我們重組了“一帶一路”委員會，希望可以更好地關注“一帶一路”的爭議解決問題，尤其是與中國相關的爭議。很明顯，中國當事人在合同談判中的地位增加不少，而隨著對解決“一帶一路”相關商事爭議的進一步了解，委員會需要更多考慮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從事投資與貿易的重要企業(yè)，特別是中國企業(yè)的爭議解決需求。委員會的作用就是增強人們的意識，鞏固ICC仲裁院作為全球值得信賴的爭議解決機構的聲譽，使其成為“一帶一路”爭議解決服務的重要提供者。

毛曉飛：目前ICC仲裁院在中國內地只有代表處，不能進行實質性的仲裁案件管理。考慮到中國政府已經(jīng)在一些地方，如上海、北京，出臺政策引入境外仲裁機構，未來ICC仲裁院是否會考慮在中國內地進行仲裁案件管理呢？

薩洛蒙：在2021年的統(tǒng)計中，中國當事人位列第八，有73名中國當事人參與了國際商會的仲裁。亞洲地區(qū)的新加坡作為仲裁地在統(tǒng)計中排名前五位。目前，我們在香港、新加坡都設有亞洲案件管理團隊，有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和新加坡的法律顧問。我們在上海有一個代表處，北亞區(qū)主任黃志瑾和她的團隊就在那里。當然，現(xiàn)在我們也密切關注到中國《仲裁法》的修訂，包括有關外國仲裁機構如何在中國設立案件管理機構的規(guī)定。如果有機會，我們會考慮相應的計劃，但在短時間內，還是主要專注于為仲裁的重要參與者，包括企業(yè)法務、年輕律師和仲裁員等，提供更加合適的培訓計劃。此外，我們還致力于提高亞洲仲裁員的知名度及其獲得指定的機會。

（作者：毛曉飛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所國別法室副主任、副研究員）